佛经说唱并用“转读、梵唱、倡导”

佛教经典深奥难懂,加上古代识字的人不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而宣扬解说佛教经典就要求通俗易懂,这样才能吸引信徒,普及教义。自魏晋以来,在佛经的讲解及宣扬方面产生了转读、梵呗、唱导三种方法。“转读”就是咏诵经文。“梵呗是在讲经时用歌赞的方式感染听众。“唱导”意为说唱教导,就是把讲解经论义理,变为杂说因缘比喻,使之通俗易懂。唱导师宣唱的言辞,有一部分是临场发挥出来的,属即兴演讲式,有的则是早已写成本子,供唱导师专用。

隋末唐初,转读、梵呗、唱导合为一流,通俗的宣讲从形式到内容都越来越丰富,统称之为“俗讲”。俗讲较多地吸收了唱导的因素并综合了转读、梵呗的长处。同时又将直接讽咏佛经,改为用当时的俗语,于是就形成了说唱并用、散韵相兼的新的俗讲既演述佛经故事,又演述和佛教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讲经方式。

故事或民间传说。就是讲佛经,也分必须讲全经的和随意选择经中故事来讲两种。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时,看见长安有很多出名的俗讲法师,其中文溆最有名。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文溆驻锡长安平康里菩提寺,以俗讲闻名于世。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乐工黄米饭依据文溆俗讲念经的声调,制成乐曲《文溆子》。此曲流传甚广,以至于宋以后词及诸宫调中也都有《文溆子》一曲。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六月,文溆驻锡兴福寺,唐敬宗曾亲临兴福寺听文溆俗讲。唐文宗时,文溆为内大德(统领僧尼的僧官),在佛教界已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文溆活跃僧界数十年,乃至皇帝赐紫,出入宫中,常侍左右,主要靠的是俗讲技艺。据《因话录》卷四记载,文溆善于连讲带唱地演说故事。他讲经时,“聚众谈说,假托经论”,人们“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乐府杂录》也说:“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开成六年(841),唐文宗敕令长安左右街七佛寺同时开俗讲一个月,结果是“城中俗讲,此法师(指文溆)为第一”。(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从这些记载可看出文溆的俗讲技艺高超,非常受民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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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讲的具体仪式,国内史籍久已失载。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P.3849号敦煌卷子一卷,背面有两段文字,其中一段就是关于俗讲仪式的记载,从中可看出唐代的俗讲仪式,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回向、发愿等,与讲经的仪式基本相同。只有“说押座”,才是俗讲所特有的形式。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故押座有镇压四座之意,即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致志。《大正藏》收有四种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均是七言或八言形式的一小段韵文,末尾都是以“xX将来”作结,可见押座文还有隐括全经引起下文的一种作用。

从敦煌发现的俗讲话本来看,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演述佛祖成道的经过,表现佛教祖师、得道高僧的事迹,如《太子成道变文》《难陀出家缘起》等。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经过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用作俗讲的材料是很合适的(二)宣扬佛教教义和思想,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虽然对佛教义理的宣扬几乎是反映在俗讲话本的各个方面,但在这类正宗的讲经文中,比较集中地阐释了佛教的教义哲理。(三)阐述佛教的清规戒律,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就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佛教的“三归”“五戒”。(四)宣扬佛法无边,鼓吹修行实践中的情感体验,如《破魔变》、《维摩诘经讲经文》《丑女缘起》等。在这类俗讲作品中,最能见出佛教讲唱文学想象丰富、变幻奇异、极尽铺陈变化的特色。

俗讲的音乐性、故事性都较强,颇为僧俗所喜闻乐见,因而一时成为风尚,也确实给寺院枯燥的讲经方式带来了新的活力。在北宋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俗讲与异教一起遭到禁止至南宋时已名存实亡。但俗讲的影响极其深远,宋以后的话本宝卷、诸宫调、弹词等,均可溯源于此。

佛教讲究真俗二谛,肯定以俗谛显示真谛的必要性,这就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为佛教深入世俗生活提供了条件汉地佛教文化更是充分发展了这种灵活性,与俗文化之间构成了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从俗讲的产生可看出俗文化取材于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又通过俗文化增强了对世俗社会的渗透力。

视频为梵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如此欢快的佛教音乐中，本文也结束了，下篇文章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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